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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立柏：许多中国人对福音的新颖性感兴趣，这是任何本地化的前提。中国天主教家庭的“信仰的意识”在迫害岁月中保持信仰的决定性作用。

据亚洲新闻网报道，福音与文化之间的相遇从来都不是一条单向路：它总是由相互交流组成的。这种话语也适用于所有关于基督宗教“中国化”的话语，无论是在昨天的中国还是在今天的中国。对于上海举行的天主教中国教务会议百周年，在澳门的圣若瑟大学举办研讨会，讨论了众多观点，研究历史及其意义，是三天会议中最显着的特点。结束的跟进工作，交予会议的协调员刘伟杰神父（Cyril Law）和柯毅霖神父（Gianni Criveller）负责。

中国会议的百周年——聚集了来自中国大陆、澳门、香港和台湾的约一百位学者——成为了与会者之间坦诚交流意见的时刻，并为互动提供了空间，促成了富有成果的辩论。从这个角度来看，特别是两次演讲，介绍了重新以非意识形态方式阅读1924年上海教会大公会议所处中国背景的重要元素。

事实上，该事件确实是对增强中国本土文化和神职的重要预言，但由于过多的阻力，并未完全实现；然而，将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中国的传教历史重新解读为殖民现象是非常错误的。在这方面——也考虑到当今对中国宗教汉化的坚持——雷立柏（Leopold Leeb），他是一位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并在北京多年的学者，强调了「中国基督宗教化」作为具有中国面孔的教会的先决条件，这一点非常有趣。因为这不仅仅是要重视形式、人物或文化类别的问题：福音中有一种新的内涵必须被能够在这个伟大国家的背景下找到完整的位置。雷立柏说，许多中国人对基督宗教的新颖和不同的主张很感兴趣。我们也必须考虑中国接触和理解基督教所必须走的道路。因此，真正的相遇需要这种相互融合。

同样重要的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朱晓红教授 (Rachel Zhu Xiaohong) 提出的重新诠释，她在演讲中强调，正是天主教家庭的 “信仰意识”（Sensus fidei）使得信仰在中国在20世纪的所有政治风暴之外得以保持。这位学者特别通过追溯朱开敏主教（Simon Zhu Kaimin）的家庭经历来实现这一点，朱主教是1926年由教宗比约十一世亲自祝圣的首批中国主教之一，他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将海门宗座代牧区带领得充满传教活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最终被共产党定性为反动派，并于1960年基本上被囚禁致死。朱家本身仍有一些九十多岁的神父，他们的生命见证了”信仰意识” ，即使在迫害最严酷的岁月里始终保持着深刻的活力。

在研讨会上，对上海的中国教务会议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路径的某些特定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也是相当重要的。例如，来自上海的研究员潘致远（Pan Zhi Yuan）追溯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天主教出版的轨迹，而来自澳门圣若瑟大学的弗朗茨·加斯纳（Franz Gassner）则谈到了中文圣经的概念，这是1924年主教们讨论的主题之一。

在研讨会的学术研讨部分之外，该活动还有一些公开的艺术文化活动。例如，在6月27日晚上，在大学的法蒂玛礼堂，与会者与澳门天主教徒参加了由美国耶稣会士伯纳德·哈伯德（Bernard Hubbard）和威廉·克莱门特（William Klement）于1949年制作的电影《不老的中国》（Ageless China）的放映。这部几乎不为人知但质量极高的纪录片，感人地展示了1940年代末上海天主教小区的生活。另一方面，今天下午，活动在另一个艺术时刻中结束：在圣若瑟修院的小教堂中演出了奥地利慈幼会司马荣神父（Wilhelm Schmid, 1910-2000）创作的《和平之后弥撒曲》 (Missa Regina Pacis)，为了纪念上海佘山圣母加冕而编写的。这些都是重新发现宝贵丰富内涵的机会，也适用于当今中国教会的旅程。

——亚洲新闻网